纵观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每一个历史悠久、文明昌盛的民族，都具有各自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发达的哲学思想，而这些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又绝非一朝一夕凭空捏造，必定有其产生的渊源和漫长的发展史。这个渊源，就是古老的天文学。它奠定了庞大的丰富的自然科学体系的基础，也奠定了人类文明的基础。
当我们静静地抬头仰望天空时，那忽明忽暗的群星，时隐时现的彗星，一恍而过的流星，还有朔望更迭的月亮，东升西落的太阳，留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无限的遐想，它驱动着人们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本能去认识，去探究，去思索。也许华夏的祖先们也有这样的心境，也许他们未必这么遐想，因为他们在严酷的自然境遇之中，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对自然界采取现实的态度。为了居住，必须选择较好位置的山洞和草原；为了生存，必须判断外出的时间和方位，采集能吃的山果，猎取能吃的鸟兽。他们逐渐掌握了一些植物生长和动物活动情况的规律及一些天文知识。比如，树叶的萌发和枯落，花朵的盛开和凋谢，鸟兽的孳生和蛰伏等等。
人类要有意识地利用自然界，就不能盲目地依赖自然界，而需要比较准确地掌握自然界的变化规律。这对畜牧业和农业显得非常重要，如气温高低，雨量多少，日照强弱，霜期长短等都深刻地影响着农牧业。能否准确地掌握季节的变化，将直接决定着农作物的收成和畜群的繁殖。把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繁殖同自然界的寒暑交替、昼夜更迭联系起来考虑，人类逐步认识到，自然界中的季节变化，在动植物身上显示出特有的征兆和形态，由此形成了物候的概念，即根据动植物的变化特征来判断时令。尽管当时这种物候与时节的对应关系还不那么完整和准确，甚至还有些混乱，但它毕竟已形成了最早的以自然界物候现象来确定季节的自然历，其本质是地球公转的一种外部表象。随即，人类又发现，在物候和天空的星象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这标志着华夏的祖先已经在深入地探索天文现象的规律及其与自然界其它事物之间的联系。
古人最早认识的天象是太阳、月亮和布满天空的星辰。
太阳东升西落而使昼夜交替。它给人类带来了温暖和光明，它引导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类也从中认识到了一个天然的时间周期－日：从这一次日出到下一次日出，或者从这一次日落到下一次日落，就为一“日”。古人从日中，得到了十个天干。
月亮有阴晴圆缺，由此便产生了朔望的概念。月亮在黑夜中给人类带来了光明，人类也从中认识到了一个相当准确的时间周期－月。一个朔望周期为一“月”。古人从月中得到了十二个地支。
人类从物候现象中，认识到了四时的变化。古人在观察月亮时，发现月缺和月圆重复十二次，正好是冰的解冻和开化的过程。由此，人类认识到了一个更长的时间周期－一年：十二个朔望月为一年。
用十二个朔望月定一年，又叫太阴年。经过生产实践，证明用太阴年来记录四时的变化是极不准确的。因为十二个朔望月只有354~355天，比一个回归年要少八天，而季节是随回归年而变化的。于是，人类选择了观象授时，即观日月星辰之星象以敬授人时。
观象授时的方法很多。比如，观太阳运行的速度（形象化），观太阳影子的变化，即立杆测影（数量化），观鸟、火、虚、昴四星的变化，观北斗七星的变化（定量化）等等，以确定精确的四时变化的周期。
在大量、丰富、细致的观星而得到的天文知识的基础上，经过综合、分析和研究，华夏的祖先在很早就知道了全天恒星的布局，以及它们周而复始地绕天极匀速回转运动的规律，同时，由于地区的不同或者民族的不同，我国古代的观象授时，基本上是南方和北方两个系统：
一个是观察赤道附近恒星从东升起横过中天向西落下，一个是观察终年不落的北斗七星绕北极回转不息。后来，两者融合而成三桓四象二十八宿，十二次的恒星分群体系。
二十八星宿体系的建立，使人们很准确地掌握了恒星运动的规律，并形成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主体。但是，恒星在天空中的分布，并不是那么整齐均衡的。就拿二十八宿而言，每个宿的跨度广狭相差悬殊，以此来定时令，其准确度受到很大限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上精耕细作的程度愈高，对时令的准确性的要求也就越高。于是，观星定时令发展成为以二十四节气来定时令。二十四节气是与天气、物候和时令紧密吻合的。两千多年的实践证明，它是符合于自然界的变化的，从而形成了中国独创的、纯粹的太阳历系统，它一直与太阴历并行不悖，成为同时并存的两套历法系统。在这里，要区分开岁、年两个概念：
岁：是二十四个节气组成的回归年，是太阳历；
年：是十二个朔望月组成的太阴年，是太阴历。
纵观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历史：从观察物候到观察天象，从观察天象到二十八宿的构成和二十四节气的制定，二十八宿成就了中国古代正宗的天文学体系－－浑天说，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宇宙观。二十四节气使中华民族准确地掌握了大自然四时变化的规律，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们都是从观象授时走向更普遍，更概括，再经过抽象化而上升到理论上的智慧结晶。
然而，就在日月星辰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形成四季交替的过程中，在尚未认识到自然现象本质的古代先民心中，产生了某种崇敬和畏惧的心情。他们把所有美丽的词藻都无私地奉献给了日月星辰，以感谢上天的恩惠的同时，也意识到了其中还蕴藏着一种神秘的、无形的力量，它主宰着天上及人间的一切。这也就难免杞人忧天了。面对神秘而又无形的力量，华夏的先民们采取了一种聪明的、灵活的态度。一方面，他们用神以敬之，于是就产生了太阳之神羲，和月亮之神常仪（即嫦娥），以及一个宏大的仙界天堂－一个以“帝星”为中心，以三桓，四象，二十八宿为主干的组织严密，等级森严的空中仙境；另一方面，他们在触觉、视觉、味觉、嗅觉、听觉等常规感觉的基础上，用心觉去体悟天地万物以及诸位神灵，沟通于神灵之间，力求在本质上揭示天地间的一切奥秘。前者形成了中国的古代神话，它记录着人类纯朴的童年生活；后者形成了中国的神秘文化，并担负起探索神秘现象的本质的重任。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上述的过程，我们就会有新的、更大的收获。早期的人类为了生存，首先研究的是植物和动物的本身，从植物的生长、开花、结果、到枯谢，从动物的出没、生存、繁衍、到狩猎。在实践中，人们认识到，只研究动植物本身是远远不够的，它并不能解释人们所能看到的一切现象。于是，人们开阔自己的视野，把动植物放到自然界中去观察，由此形成了物候的概念。当人们认识到物候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时，继而又将其放到天地之间去观察，从而，人们看到了月亮对动植物的影响，太阳对动植物的影响，二十八宿对动植物的影响等等。把这个过程再进一步抽象化，即认识某一事物，不仅要认识事物的结构和机制，还要深究它与不同的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事物与不同系统之间的影响，或者联系，是有无形的力量在起作用。
如果把某事物的结构和机制称之为该事物的“地”，把主宰该事物变化的无形力量称之为该事物的“天”，把该事物与不同环境或者不同系统之间的联系称之为该事物的“人”，那么，“天”，“地”，“人”就是该事物在不同的系统或者领域内表现的三种形态。
用“天”，“地”，“人”的思想去看看大自然和人体本身，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人类要生存，就少不了衣食住行。古人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认识到了水、土、大三种物质。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经历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再往后，进入了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人们便又认识了火和金。
华夏的祖先曾认为金木水火土是构成世界的基本要素，从而称之为自然界之“地”。但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却并未就此止步，而是从金、木、水、火、土五物之中，概括其性，又抽象出了“五行”的概念，并在自然界中找出不同领域中的“五
行”：五味、五音、五色、······等等。不仅如此，“五行”之间都还具有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内在机制。不同领域的“五行”之中，同属性的还可以互助、互补；“五行”相合而成混元之体，称之为自然界之“人”。更令人称绝的是，他们认识到，人体之五行受控于大地之五行，大地之五行受控于天体之五行，天体之五行受控于宇宙之五行，并以金母，木公，水精子，赤精子，黄老称之，从而形成了自然界之“天”。
就人而言，通过解剖，华夏的祖先认识到了组成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生理结构，也认识到了消化、循环、神经、血液等一系列大的系统，这是人体之“地”。用解剖静态的死人而得出的结论来解释动态的活人的生命现象，显然是不精确的。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不仅受控于有形的脏器和系统，还与周围的环境，气候的变化，日月星辰的运转有着内在的联系。由此，形成了人体的脏象学说（五运六气），经络学说，阴阳学说等，这是人体之“人”。在人的生命过程中，能支配人体行为和协助内外关系的是神，它包括人的精神意志、魂魄心智等等，这是人体之“天”。
由此可见，“天”“地”“人”的思想具有着普遍的意义，并非偶然，它是人类认识天地万物的方法，也是中华民族与其它民族相比，显示出其独特智慧的根本原因。把“天”“地”“人”的思想进一步概括、抽象、系统、具体化，便形成了《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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