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曾听一位道友说过，修行，始于修，成于行。修，就是修改、修正、完善之意。因此，修就要将那些固有的陋习一一摒弃，将以前习得的错误的观念、看法、态度进行适时调整，并不断学习、完善自己的理性思辨能力、认清方向。
当修的功夫到位了，接下来就是行的问题。不过，说实在的，即使我们周围有很多修行人，但大多数仅停留在嘴上，而真正身体力行地修行的人其实不多。
其实，很多人在靠嘴巴修行。靠嘴巴修行有一点好处，就是能讲出一些道听途说的修行感悟，对某些正遭遇瓶颈的迷眛之人来说，或许是一种激励和鞭策。比如，引用一段马云这样的成功人士所讲的话，可能对那些处于事业迷茫期的人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因此，嘴上的修行功夫也有可取之处，只是终归不是修行。
我这里所说的靠嘴修行，说的是宣扬些正能量的言辞、感悟、语录，但未见身体力行者，所以千万不要对号入座。其实很多人分享的东西，未必出自自身感悟，因此，即使再深奥的道理也显得不合时宜，就像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遭遇了感情挫折而大叹天下无真爱，又或者一个二十出头的人感叹人生悲凉一样，虽然可爱，但也可笑。
所谓的感悟，是经历过某些事情之后的心得及深层次思考所得，有些事若未曾经历就谈不上感悟，所以，如若尚未修到一定的层次便大谈修真之要，还是有待商榷的。
修与行是相辅相成的，行是根本，修是方法。行需要勇气和魄力，修需要智慧和眼界。因此，行的过程离不开修，修的结果必求诸于行。只行不修则易进入死胡同、遭遇瓶颈，而只修不行则有纸上谈兵之嫌。
当然，修是认识自我的过程，因此，显得很重要；行是挑战自我的过程，决定修行的结果。修行日久就会发现，自己才是真正的坎，战胜了自我才能有所突破。
“生态”盖指生命体与其环境的有机联系。生态伦理就是人们对生命存在与生态环境关系的道德观念、基本规范和道德实践。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对环境危机的广泛体认，生态意识猛然走出专业圈囿，置身公众舞台，被赋予影响人类环境实践，维护全球生态平衡的重任，成为世界显学。道教不是生态学，但其生态伦理精神因其独有的特色而为其他学说和宗教不可替代，否则就不可能衰而复兴，流传至今，影响深远。在伦理认识上，道教以其重视生命的喜乐、宁静、恬淡、朴素和心灵的充实与扩展为特色，关注自我与自然的协调，以人为本，内容简而深、博而约，具有无穷的趣味；在伦理实践上，道教致力于体玄修道，韬光养晦，淡泊名利，求得生命在情感、行为、自然、人伦与文化的互动中长存长立，因此它在对自然生态和人的关系的认识上，表现出开发生命活力的自觉能动性、与自然对象的同一性以及伦理认识的整体系统性。用道教的话来说，就是“自然之道不可违” 1 、“顺乎自然之道”。此自然所指是事物本质之自然、人生之自然、社会之自然。参悟事物、人生和社会之本质，求得生命与本性应有的风格、态度和气象，就是道教伦理追求的目标与精神支柱。
道教生态伦理精神体现在它的精致深刻的内容和吸引世人的内涵中，蕴涵在使它延续、发展久远的生命力中。具体而言，道教生态伦理精神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万物一体的精神。道教所崇拜的最高对象是“道”。道教的宗旨是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所谓得道，就是通过修炼与大道一体化，因此，道教在中国诸多宗教中是最注重现实生命的宗教。在它看来，世间万物是一体的，自然万物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人是天地万物的一部分，应当以生为乐，重生恶死，使生命不断升华。人类也要以平等意识尊重自然万物的存在与个性。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提出：“天地中和同心，共生万物” 2 ，认为理想的太平世界是人与各个层次的自然事物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世界。在道教思想家葛洪那里，万物一体的平等意识也非常明确和丰富，他认为人通过修炼可以实现“长生久视”、“肉体成仙”的理想，这个理想也就是与自然齐一或万物一体的境界。道教还有“生道合一，重人贵生”思想，老子指出，道是宇宙的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万物，物我一也。”这表明道教注重从宇宙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人类的意愿。万物一体的生态伦理精神告诉人们，与自然要和谐相处，营造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的社会。
二是生而不有的精神。与万物一体的精神相关联，道教认为人生最高的境界和准则是产生万物而不占有万物的道德。道教认为，人的肉体修炼、精神完满的最高境界是“道”。“道”是如何产生的呢?葛洪提出：“道起于一，其贵无偶，各居一处，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灵。” 3 并且自认为这是对老子智慧大道的发挥。老子曾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自然的要义是：“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由之，只有“道法自然”才符合道德的思想。高尚的道德在于繁生万物而不据为己有，帮助万物而不自恃有功，引导万物而不宰制它们。唐代道教学者、医学家孙思邈就是这种精神的实践者，他的医学理论以天人一体、生而不有说为基础，谓“天有四时五行”，“人有四支五藏”，“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 4 孙思邈本人“学殚数术，高谈正一”，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品德高尚。道教的这种生而不有的精神具有相当的实践性和普世意义这种实践性和普世意义，提出了世间事物持续平衡发展的观念，揭示出人类要顺应自然，效法自然法则，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才能得心应手，取得成果；如果强行索取，则会适得其反，破坏和谐，不能达到很高的境界。
三是曲成万物的精神。在道教以前，《周易传》有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这里指出天道与地道是相对峙而又相协调的，其协调是由人来作中介的。老子将人提到重要的地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既然“人亦大”，那么人就不是仅依附于自然，受制于自然，而要驾驭自然规律。因为人要依靠自然而生存，要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道教于此进而提出：人要三思而行，审时度势，求仙问道而不强作妄为；如果反其道而“妄作”，势必败坏心性，甚至危害人类自身。道教的修习者认为人与宇宙万物是互相感应的，感应的基础在于人和万物都有灵性，人与物资讯相通。宇宙演化不停，生生不息，人作为宇宙共同体中的一员，应该以促进整个宇宙更加和谐完美为目标，而不应该以毁灭各种自然物的行为来扼杀宇宙的生机。因此，道教不仅给人以一种思想信仰，以安身立命或将注意力放在教义教规的完善和遵守上，求得祭祀、祈祷的肃穆和虔诚，而且将信仰或教义教规具体化为各种道功、道术，进而形成操作体系，引导众信徒去实践力行。可以说，道教是重视道、术、行的宗教，既重视“道”的提升，又积极提倡功法和炼养术。真正的道徒对道教真谛的切实掌握，在于不仅要懂得它的基本宗旨，或具备其虔诚的信仰，还要作道术的训练，努力积累道功，日进无疆，不断深化和纯正信仰。这样，就充分强调了人类活动的主体能动性，以及人与自然的适应性。人作为天地的中介与协调者，既要顺应自然，又要制约自然变化，加以引导，以曲成万物。
四是合而不同的精神。道教合而不同的精神是与传统伦理学中的“和合”精神相承接的。道教《太平经》提出：“中和者，主调万物者也”，认为自然界与人间社会各层次的事物，皆包含阴、阳、和三种基本要素，合而构成一物，故名三名同心。“元气有三名：太阳、太阴、中和。形体有三名：天、地、人。天有三名：日、月、星，北极为中也。地有三名为：山、川、平土。人有三名：父、母、子。治有三名：君、臣、民。” 5 三名同心就是理想的太平世界。阴阳之道体现天意，所以人要顺应阴阳之理，从各个方面保持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顺，才能消灾去异，致力世界太平。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道教在信仰系统、丹术符箓、仪式规范中发展了和合的思想。合而不同的生态智慧，帮助人们认识到世间万物多样性存在的意义。保护了事物的多样性，就有可能达到可持续发展。
五是循环再生的精神。在关于如何有效地利用自然方面，传统的中国人确立了“大”和“久”的目标，并认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人要有中正的德性，效法天地，用制度节制人的无穷欲望，不造成对自然与人类的伤害。《周易》指出了两个途径，其一是“九二贞吉，以中也。”其二是“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天下，不伤财，不害民。”道教也发展了类似的思想，强调对生命以及生命存在条件的确认是圣人之智、圣人之德，是圣人之业，人的理想的生活世界是一个物我同一的美好社会，认为在那样的社会里，生命可以循环连续、周流罔停、生生不息。早期道教认为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变化飞行，卓然特立于一般人的本性之外，甚至化身异形，有似雀之化为蛤，雉之化为蜃。后来的道教吸收了更多的人伦日用思想，从生命循环再生的角度出发，把“老而不衰，延年久视，出入任意” 6 作为神仙之道。五代时期的道教学者谭峭以“化”的观点看待宇宙、人生和社会，提出：“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化精，精化眄，而顾眄化揖让……” 7 整个人生和社会的兴盛就处在变化统一的过程中。道教在利用物资的观念上，主张人类要多多节制欲望，保持万物的生机与发展活力，这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依时令进山伐林，夏以前禁采樵，禁捕幼兽幼鸟、禁杀鱼蟹，不竭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等观念是相当一致的。人与生物资源相处，要进行物质交换。进行物质交换不是强行占有，而是对自然作顺应与调适。
六是融通万有的精神。道教思想一向把大自然看作是一个充满生命的超巨大系统，其中的所有事物都相互有机地联系着，宇宙在其历程中运行，是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的交叉线。从老、庄之始便探其玄机，以揭示自然界中固有的整体关系。老子说：“大道泛合，其可左右。万物持之持生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8 也就是说，大道像广阔的河水一样滋润着万物，毫无私心，毫无偏意，像伟大的母亲一样爱护着所有的生命，所有的生命依靠道的养育而生。对自然界要善意对待，这是因为在根本上“人与天一也”。9 既然如此，就必须保护生态环境。庄子曰：“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10 也就是说，万物都来自特定的物种，但在不同物质的物种之间也存在着联系和转换，如同圆环一样，分不出始终和次序。这种自然的联系性，可以叫做“天均”。道教认为道为世界的本原，道是创造一切生命的总源泉，是融贯万物生成的总动力。唐代道士吴筠说：“通而生之之谓道，道固无名焉。畜而成之之谓德，德固无称焉。尝试论之，天地人物，灵仙鬼神，非道无以生，非德无以成。生者不知其始，成者不知其终。探奥索隐，莫窥其宗，入有之末，出无之先，莫究其朕，谓之自然。自然者，道德之常，天地之纲也。” 11 这里立足于物象世界的固然之理，推理道德本体对于物象世界的意义，其中蕴涵着通生无匮、品物有方的生态伦理智慧。大道是宇宙的本原，也是观察天地万物的出发点；站在大道的角度观察人世，天地同一，万物一齐，物我无分，无此无彼；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人间诸事虽然各有其理，但说到根本上，则各顺其情，各尽其性，各自自然，各自皆安，这就是差别之中的同一，相异之中的不异，体悟到差别之中的同一，相异之中的不异，也就体悟到了大道，也就融入了大道。
总而言之，上述诸方面，落实到现实中以保持生物物种、绿化美化生活环境，可以为维护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这就意味着，道教生态伦理必然并且能够进行现代性转换。而转换的契机，则在于具有高尚精神境界的现代性人格的塑造。因为根据道教的观念来看，人经过修炼而达到的崇高境界并不神秘，遥不可及，至高的神仙也是人在世的造化和修行的体现。我国宗教史专家牟钟鉴先生把道教的神仙人格特征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生命力深厚旺盛，因此能够健康长寿；二是精神境界高超，摆脱“小我”而成就“大我”，所以精神可以不死；三是智慧超群，有很高的洞察力和预见性，却又大智若愚，和光同尘；四是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功德在世；五是潇洒自在，豁达从容，善于化解烦恼，始终保持喜乐心情。能够做到这些方面，就可以称为活神仙。所谓神仙境界，除了幸福快乐的人，便是优美宜人的环境。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人民和平幸福地生活着，其乐融融，这就是人间桃花源般的美好生活。12 我们认为，人们只要努力建设，把中国道教的这种万物一体、生而不有、曲成万物、合而不同、循环再生、融通万有的伦理精神，融会灌注到现代人格的塑造中，用以推进我们的物质和文化建设，人间的仙境是可以在眼前出现的。
02
修的方法有很多，但多须以史为鉴、以人为镜。以史为鉴，是借助古之大成者所用之方法作为自己修行的参考，特别是修真方面，这些就是理论支持，才不会误入歧途。
从平素修行看，从古圣先贤、高道大德的言行语录中体悟修行之法，并身体力行，即可走上正道、修行才能日益精进。以人为镜者，多指将身边的人作为修行的参考以自察。看到别人身上有优点，则看看自己是否具备相应的优点，若尚未具备，则立刻学习；若看到别人身上尚有缺点和不足，就看看自身是否有类似的缺点和不足，以完善自身。
通常情况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话不假。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的修行如何，我们也会感召跟我们类似的朋友。这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我们发现从小到大，我们的朋友圈发生了很多变化，这跟我们自身的修行层次有关，只有那些层次差不多的人才能形成一个圈子。
因此，修行越久则身边的圈子质量也会不断提高。比如，刚开始修行的人一般没有缘分遇到得到高人，因为气场不同。而且，就算拜师皈依，也未必能一下子学道师父真传，不是师父不愿意传，而是机缘未到，即气场尚未调整到适当的层次。
我刚开始修行之时，亦曾自以为是、以人为非，总觉得自己的理解才是正确的。因而，那时候还经常与道友辩论高低，后来才发现，跟我辩论的人也有跟我类似的毛病。这也许就是感应。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学道的阶段，多多益善；而为道的阶段则不然，尽量做到无为。而我当初所犯的过错就是胸有宏愿、一心道济天下、普度众生，因此总显得有好高骛远之嫌。试想，像我这种尚且无法做到衣食无忧的初修者又如何能道济天下呢？
03
一切都需要时间。所以，经历了很多口舌是非、别人鄙夷和嘲笑、家人的不理解、师兄弟的反目之后，我才开始静下心来正视修行这回事，也才发现自己口口声声所谓的修行，只是嘴上功夫，连门都没进去。
修行过程中，发愿是必要，是标明修行的决心，所发的愿也是对自己的警醒。然而，不能光发愿而不付诸行动，那就沦为嘴上功夫，反而招来祸端，百害而无一利。发愿容易，而践行很困难。一般情况下，刚开始修行尚有热度，过了一段时间后，很容易放弃，所以，我曾见过信誓旦旦一心向道的人，过不了多久就沦为俗人，照样与人争名夺利、计较得失，看不到一丝一毫修行过的痕迹。这是很可悲的。
其实修行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与过去的自己有个了断，让生命重新焕发光彩。修行不是让自己在别人心中树立高大的形象，也不是为了证明什么，而是让自己尽早明白生命的意义。
然后，在修好自己的同时，若能影响身边的人拥有正念、正信，则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了。不过，千万不可将自己的信仰强加给人，逢人就讲，否则会让人感觉很另类，引来异样的眼光。而真正的修行人和光同尘，不标新立异，不鹤立鸡群，与世俗同流而不合污，或许，这才是修行人该有的模样。
总而言之，修行不易，但重在坚持。摒弃修行的嘴上功夫，而是脚踏实地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能者不推诿，不能者不妄为，如此才能不断精进。真诚、真实地做人，就是俗世中最好的修行。慈悲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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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我们一起同修！
一起觉醒！
佛说，生命中的许多东西是可遇不可求，刻意强求的得不到，而不曾被期待的往往会不期而至。
因此，要拥有一颗安闲自在的心，一切随缘，顺其自然，不怨怒，不躁进，不过度，不强求，不悲观，不刻板，不慌乱，不忘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02.
20 岁觉得漂亮真好，30 岁觉得年轻真好，40 岁觉得当官真好，50岁觉得有钱真好，60 岁觉得悠闲真好，70 岁觉得没病真好，80 岁觉得活着真好。
人生不必过于计较：钱多钱少常有就好，人丑人俊顺眼就好，人老人少健康就好，家贫家富和气就好，谁对谁错理解就好，人这一生平安就好。
03.
尝尽人间百味，还是清淡最美；看过人生繁华，还是平淡最真。
生活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关键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它。平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带着面具，活在虚荣的梦幻里。
04.
生活上，有一颗随缘心，你会更洒脱；有一颗平常心，你会更从容！在待人上，有一颗慈悲心，你会更积善；有一颗感恩心，你会更幸福！在做事上，有一颗因果心，你会更明理；有一颗不贪心，你会更快乐！在处世上，有一颗忍让心，你会更逢源；有一颗质朴心，你会更纯粹！
05.
叶子的离开，不是风的追求，也不是树的挽留，而是命运的安排，自然的选择；该来的会来，该走的会走，有时候离开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
06.
急事，慢慢说；大事：想清楚说；小事，幽默说；做不到的事，不随便说；别人的事：谨慎说；自己的事，坦诚地说；该做的事，做好再说；将来的事，到时再说；开心事，看场合说；伤心事，不要见人就说；讨厌的事，对事不对人说；没有的事，不要胡说；伤人事，不说。
07.
淡泊是人生的一种坦然，坦然面对生命中的得失；淡泊是人生的一种豁然，豁然对待人生中的进退；淡泊是对生命的一种珍惜，珍惜眼前从不好高骛远。
淡泊可以使你真正地享受人生，在努力中体验欢乐，在淡泊中充实自己。拥有淡泊的人是幸福的。
08.
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
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掠肺的目光，有很多飞短流长的冷言，最终乱了心神，渐渐被缚于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之中。
其实活着是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能够把你留在心上。
09.
拿得起，是一种担当；放得下，是一种洒脱。
人生纠结的，不是该拿起，还是该放下，而是什么该拿，什么该放。拿起与放下之间的选择就是命运的方向。一切皆因果，佛说，不可说，一说即是错。
无论对错，倔强地扛着，就是一种担当。爽快地放下，便是一种洒脱。
10.
凡事不必苛求，来了就来了；凡事不必计较，过了就过了；遇事不要皱眉，笑了就笑了；结果不要强求，做了就对了；生活就是一种简单，心静了就平和了。
不要去拒绝忙碌，因为它是一种充实；不要去抱怨挫折，因为它是一种坚强；不要去选择沉默，因为它是你最大的魅力！
11.
有些人面前，你越想靠近，你表现得越在乎，就会点燃他的傲慢和不在乎，也就越显得你没价值；有些事面前，你越想解决，你表现得越迫切，往往会适得其反，结果会越糟糕。
属于你的，或者你能得到的，不要轻易言弃，不要让记忆中有太多遗憾和悔恨；和你无缘的，不要盲目追求，不要随意丢弃你的自信与尊严。
12.
世上最难求的是爱情，世上最难受的是无情，世上最难还的是人情，世上最难断的是感情，世上最难得的是友情，世上最难分的是亲情，世上最难找的是真情，世上最难猜的是心情，世上最难报的是恩情，世上最痛苦的是自作多情。
13.
越是不能放下，越容易失去；越想牢牢抓住，越消失得快。越想拥有的，常不属于你；越想把握的，常已失去。越是看重的，越得不到；越是在乎的，越抓不住。
那些想要的东西，大都不在你身边。人生总是在得失中不断循环，随遇而安是一种生活态度。
只有懂得放下，才能掌握当下。
14.
心存梦想，机遇就会笼罩着你；心存希望，幸福就会降临于你；心存坚持，快乐就会常伴你；心存真诚，平安就会跟随你；心存感恩，贵人就会青睐你；心存善念，阳光就会照耀你；心存美丽，温暖就会围绕你；心存大爱，崇高就会追随你；心存他人，真情就会回报你。
15.
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你爱上一个人时，这个人也恰好爱你。
幸福就是你口渴时，有人替你斟上杯茶。幸福就是你想旅行时有玩伴，你想工作时有伙伴，你想流泪时有陪伴。
其实幸福并不需要奢侈和豪华，有时要的越多反而越难幸福。小人物，小欲望，小满足，才是大幸福。
16.
人生无常，有得意，有失意，有顺境，有逆流，可谓悲喜交织，苦乐参半。
品味了苦涩，方懂得甘甜的滋味；经受了苦难，才知道坚强的美丽。压抑了，那就换个环境呼吸；困惑了，那就转个角度思考；没路了，不妨回头，路在脚下，哪个方向都可以走。
只要你不冲动、不放弃、不烦恼，其实天湛蓝、路很宽
相传，潞水境内的露岭是炎帝神农氏榆罔的封地。潞水及其周围地区因此又被称为“神农故地。”《潞水乡志》（1990年12月出版）引《史略循蜚记》说：黄帝杀蚩尤，封榆罔于露。又引《湖广通志》云：黄帝次子少昊金天氏葬茶陵露水。“潞水”一名即由这些记载而来，中间经由了由“露水”演变为“潞水”的过程。
露岭，潞水人称之为“露里坳”，与杨柳仙、天堂山（一说叫天子山）相连为一体。山脉西侧为攸县凉江乡，南段与虎踞茶涧相连，东侧即潞水镇，是大元村的主要林地所在地（但其中大部分属国营云阳林场）。露岭在颜氏族谱中记为“鹭岭”，如果单指一座山，露岭就是“露里坳”；如果指一个小山系就是包括露岭、杨柳仙、天台山等山脉在内的山系。通常情况下，指的是一个叫“露岭”的小山系，它是武功山的一个支系。潞水河的五大支流有四大支流发源于这个小山系，其中又以发源于露岭山麓公彦龙的洋田江、发源于天台山茅叶龙深涧中的潞溪为两大主要支流。在谱牒记载中，潞水河多记为“潞溪”、“潞水溪”。潞水河是潞水方言区内唯一的河流，它发源于露岭这个小山系故而称为“潞水”。潞水河流经潞水地区，故而人们把这个流域称为“潞水”。一句话，“潞水”之名是因河而得的。所以，几乎是所有的谱牒都把潞水这个地方称为“潞溪”（如颜氏族谱称其先祖“徙居潞溪”）。
《酃县志》载：“茶陵睦乡有潞水溪，相传炎帝卜葬于此，弗吉，乃归栖鹿原。”酃县即现在的炎陵县。酃县因“邑有圣陵”，于1994年改名为炎陵县。这个记载与潞水的一个民间传说完全一致。民间传说，炎帝神农氏死后，决定安葬在封地附近的天子山，坑挖好后，发现坑下有溶洞，坑底是空的。风水先生阳丙吉认为这样就“破气”了，炎帝神农氏安葬在这里会走了“龙脉”。于是，大家决定把炎帝神农氏的灵柩南迁，安葬在另一个风水宝地鹿原坡。这就是现在的炎帝陵。这个原本打算安葬炎帝的地方即天堂山。天堂山是潞水镇最大的山，也是农元村的主要林地。因为这个传说，潞水民间又把它叫做 “天子山”。民间称炎帝神农氏为“神农皇帝”、“神农天子”，“天子山”，意思就是安葬神农天子的山。一部分老人甚至还能清楚地说出那个原本打算安葬炎帝神农氏的古坑位置。
说到这里，似乎有太多的问题必须一问了，至少有这么两个问题要说清楚：炎帝神农氏和榆罔是什么关系？榆罔为什么会来到潞水这个地方？
先来说一说炎帝神农氏这个称号的问题。以一个人生平的功业来给人命名，这大概是古人的一个习惯。“轩辕”的原意是指车辕。王逸在注释《楚辞·远游》时说：“轩辕，黄帝号也。始作车服，天下号为‘轩辕氏’也。”又，《太平御览》卷七七二引《释名》云：“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据此，王子今先生推测，这样的称谓“暗示交通方面的创制，很可能是这位传说中时代的部族领袖诸多功业之中最为突出的内容之一。”“神农氏”一名也是这样而来的。《白虎通·号》云：“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这段话告诉我们：神农之所以称为“神农”，是因为他在农业生产方面有过重大的发明创造，使人民深受其益。至于“炎帝”这个称号，则与古代阴阳五行学说有关。古人把这个学说与南方地理上的气候特征结合起来，于是，衍生了“炎帝”这个称号。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以后，成为南方部落联盟的首领，即“帝”，南方的“帝”。南方有炎热的特点，五行属火，所以，就称之为“炎帝”。我国南方的一些省份有许多纪念、敬仰炎帝的遗迹和传说，乃至民俗，对此，赵世超先生在《阴阳五行学说与炎帝文化的南迁》一文中用五行学说作了解释：南方丙丁火，气候炎热，与火的特征相似，“把炎帝配成了南方之帝，所以南方才出现了炎帝崇拜。”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易》云：“炮牺氏没，神农氏作……以火承木，故为炎帝。”蔡邕《独断》云：“木生火。宓牺氏没，神农以火德继之。”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云：“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这是阴阳家将阴阳五行理论推广到政治领域，以阴阳消息、五德终始理论解释远古时期的帝王及后世的王朝前后更替现象的结果。
那么，炎帝神农氏与榆罔是什么关系呢？还得先说一些“题外话”。
炎帝神农氏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这几乎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基本常识。但在历史上，神农氏与炎帝的关系似乎一直是个悬案。一种意见认为两者并非一人。司马迁的《史记》没有明确表述这种看法，但是，对此是有所暗示的。《史记·封禅书》引管仲的话说：“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管子是最早执这种理论的（语见《管子·封禅》，文字与《史记·封禅书〉相同。）后来，崔述《补上古考信录》则直言：“神农非炎帝。”但是，似乎是从战国时期开始，一种主流意见认为神农氏和炎帝是同一个人。许多文献资料对此作了解释，比如，王符在《潜夫论·五德志》中说：“有神龙首出常羊，感任姒生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农，代伏羲氏。”基于这种认识，部分文献资料还特意记载炎帝神农氏所传的世系。但是，文献资料在叙述炎帝神农氏所传世系时，有“八世”与“十七世”、“一百二十年”与“五百二十岁”之异。《春秋命历序》说：“炎帝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这八世即《帝王世纪》所说的：“神农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纳奔水氏女听谈（又作听祓）。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厘，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八世，及轩辕氏。”《吕氏春秋·慎势览》说：“神农氏十七世有天下。”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十七世就是五百一十年，与前面所说的“五百二十岁”相符。但是，这样的记载难以磨合之处也很明显：到底是“八世”还是 “十七世”？是“一百二十年”还是 “五百二十岁”？神农真的“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吗？“八世”怎么可能“合五百二十岁”呢？对此，何光岳先生解释说，可能，《帝王世纪》所说的这八代只是神农氏也即炎帝氏族部落系统中较杰出的八代首领，他们的功业被自己的部落后裔传诵着，所以，他们的名字才流传下来，而其余的几代，他们的名字则可能不为人所传记了。至于这八个名字的由来，也是因为他们在农耕文化史上的重大发明创造而来的。比方说，帝榆罔这个名字，可能是因为他发明了在农田周围广植榆树以防风灾和动物践踏庄稼这种耕作技术而来的。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似乎不符合中国人祖先崇拜情结的传统：祖先的后代是不会轻易忘记祖先的名字的。至于“一百二十年”这种说法，目前似乎还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可能，这至少是两代神农的在位时间或年龄。
还得来说一说炎帝神农氏这个称号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两个称号呢？文献资料似乎对此已作了解释。王符说：“身号炎帝，世号神农。”《世本·帝系篇》云：“炎帝身号，神农代号。”《史记补三皇本纪》云：“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始教农耕，故号神农氏。”《易》云：“以火承木，故为炎帝。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这些解释固然能说明一些问题，但似乎仍然是“语焉不详”，缺少具体可感的信息。比较而言，何光岳先生的解释应该是最为具体的，因而也较为合理。他解释说：神农和炎帝是同一个氏族的前后两个不同时代的首领名称。神农氏这个名称在前，氏族首领叫神农氏，氏族以首领的名称命名，也叫神农氏。后来，这个部落出了一个有名的首领叫炎帝，或者说，南迁以后，这个氏族部落的首领改称炎帝，同样，人们也以他的名字来作为氏族部落的名字，这个氏族改名为炎帝部落。这样两个时代的其他首领都沿用神农、炎帝这样的称号，所以，炎帝神农氏这个称号和氏族部落世代也就流传延续了八代或十七代，达一百二十年或五百二十年之久。但是，这种解释至少与《逸周书·尝麦》等古籍的记载不一致。看来，对这样的问题还是存疑为好。
我们现在不妨以何光岳先生的解释为据来说炎帝神农氏与榆罔的关系:榆罔是炎帝神农氏这个氏族部落系统中的第八代首领，一个杰出的首领。因为他在农耕史上的重大贡献，而在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系统中的众多首领谱牒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那么，这个叫榆罔的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首领为什么来到潞水呢？
先来看一看文献资料。《史记·五帝本纪》对此透露了一定的信息。司马迁写道：“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这些记述暗示了这样的信息：
其一，黄帝轩辕氏部落崛起的时候，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开始走向衰落。这时，这个氏族部落已无能力控制其它氏族部落，最终因为一系列的内忧外患而逊于黄帝轩辕氏部落。从此，黄帝轩辕氏取代炎帝神农氏而为天下共主。
其二，在黄帝轩辕氏取代炎帝神农氏的过程中，内政方面，黄帝轩辕氏经过了“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的励精图治；外交方面，黄帝轩辕氏有过“抚万民，度四方”的努力，还有“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这样的重大战事。
其三，阪泉之战可以说是炎帝神农氏反黄帝轩辕氏取代天下共主地位的反击战。这场战争之后，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与黄帝轩辕氏氏族部落之间是什么关系？黄帝轩辕氏征蚩尤的涿鹿之战时，有过“征师诸侯”的外交、军事活动，这项活动中的诸侯是否包括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还有，蚩尤与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是什么关系呢？这些信息很有弄清楚的必要。
一般的历史书籍认为，蚩尤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中的成员。他趁自己的氏族部落在阪泉之战中大败，大伤元气的时候，发动内乱并打败自己的首领，一度取得了氏族部落的领导权。可能，蚩尤是个鹰派人物，不甘于被黄帝轩辕氏打败的命运，有过整兵再战黄帝的举动，这就是涿鹿之战。所以，黄帝轩辕氏部落乘机与既吃了败仗又大权旁落的炎帝神农氏联合，在涿鹿大败蚩尤。对此，《逸周书·尝麦》做了明确的记载，原文是这样的：“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翼。”很明显，前面所说的“帝”，应该是黄帝，后面所说的“赤帝”应该是炎帝。这些记载基本上可以解释上述疑难问题。还有一些记载认为，与黄帝轩辕氏合作打败蚩尤的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首领就是榆罔。清代大学士傅恒、刘统勋、尹继善主编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一·轩辕氏》载：“蚩尤好兵喜乱，作刀戟大弩以暴于天下，兼并诸侯，攻炎帝榆罔，榆罔逊居涿鹿。”《吕氏春秋·慎势览》载：“神农氏十七世有天下，至榆罔失。”这些记载明确的告诉我们：与黄帝轩辕氏进行阪泉之战的，以及后来与黄帝轩辕氏联合，在涿鹿之战打败蚩尤的都是炎帝神农氏榆罔。这说明炎帝神农氏到榆罔时代，至少在北方地区，已是彻底衰落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榆罔可能应该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在北方地区的末代首领。
衰落的榆罔及其氏族部落到哪里去了？《史略循蜚记》载：“榆罔名参卢，居空桑。尤居之，乃封榆罔于路。路，露也。”就是说，榆罔被蚩尤打败，原来的居地被蚩尤占了，流落到“路”这个地方，黄帝轩辕氏便卖了顺水个人情，“乃封榆罔于路”，“路”也叫做“露”。《路史》也有类似的记载：黄帝轩辕氏封炎帝神农氏的后裔“参卢于潞，守其先茔，以奉神农之祀。”
我们假定这个“路”或“露”指的就是以露岭为中心的潞水镇，这些记载也就暗示着衰落了的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在榆罔的领导下，已经南迁到湖南茶陵这个地方了。至于说黄帝轩辕氏封榆罔于潞水的露岭，似乎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顺水人情。
《帝王世纪》载：（神农氏）“有圣德，继无怀氏之后，以火承木，住在南方，主夏，故谓之炎帝。都于陈，作五弦琴，始教天下种谷，故人号曰神农氏。又曰本起烈山，或称烈山氏。一曰魁隗氏。是为农皇，或曰炎帝。时诸侯夙沙氏叛，不用帝命，箕文谏而杀之。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炎帝。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看来，炎帝神农氏南迁途中，还有过勤修内政的努力，并取得了招抚夙沙氏这个氏族部落的重大外交成果，而向南迁徙的路线，则是由北方的姜水流域（今陕西宝鸡市附近）迁至今河南省开封市附近（即“陈”这个地方），向东迁徙的方向则是由河南开封附近迁至今山东省的曲阜（即“营都于鲁曲阜”）。
这样的迁徙并不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的终结。《水经·漻水注》说：漻水西经历乡，“水南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传云，是神农所生处也，故礼谓之烈山氏。水北有九井，《书》所谓：‘神农即诞，九井自穿’，谓斯水也。”历乡即湖北省随县的历乡，这个记载说明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又由河南省南迁到了湖北省。《管子·轻重》云：“神农种五谷于淇田之阳”，这个“淇田”据说就是今湖南省宜章县的骑田岭。又王应章在《嘉禾县学记》中解释嘉禾县得名的原因时说：“嘉禾，故禾仓也，炎帝之世，天降嘉种，神农拾之以教耕作，于其地为禾仓，后以置县，徇其实曰嘉禾县。”又《衡湘传闻》中说：神农氏之裔“赤制氏作耒耜于郴州之来山”。《明一统志》说：“耒水出郴州之来山”。这些记载又说明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又由湖北省继续南迁到了湖南省。今湖南的宜章、郴州、嘉禾、耒阳、安仁、茶陵、炎陵诸县多炎帝神农氏的遗迹和传说，大概就是因为这样而来的。这大概也是榆罔氏之所以到潞水的原因。
据文献资料记载，湖南境内似乎应该是这个氏族部落南迁的最后一站。其原因，据何光岳先生考证，大概是这样的：南迁的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历经唐、尧、夏、商数代，都处于南方江汉流域之间。到周初，黄帝轩辕氏部落的姬姓周朝势力向南方渗透扩张到了江汉流域，并将其亲族随、唐、蓼、蒋、聃、曾等侯国分封到这里。这样，原来迁徙到这里的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的生存便受到了周朝威胁，因此，不得不继续南迁到湖南境内了。
文章写到这里，已经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这也就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的原因和路线的问题。但与此有关的其它几个问题仍然有交代的必要。
第一、这个氏族部落南迁的过程中，有过什么重大历史和文化意义上的活动呢？从文献资料的记载来看，这个氏族部落在历史上标志性的文化成就就是农耕技术的发明和推广。因此，可以肯定，把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推广到南方，这是这个氏族部落的南迁过程中的重大或主要的历史文化意义上活动之一。其它如医药文化的创制、商业文化的创制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事情，无须赘述。
第二、方国的建立问题。这本来应该归之于前一个问题的范畴来讨论，只是因为这个问题似乎历来被人们所忽视，所以，有必要单独立为一项来讨论。其实，前面所引《帝王世纪》中的记载似乎对此有所暗示，“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在山东曲阜“营都”了，自然也就有了方国。何光岳先生从姓氏源流的角度考证，考察了我国一百来个姓氏的来源，认为历史上这一百来个姓氏都是由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及其后裔演变而来的。这些姓氏，至少在商周时期分建了很多国家，即方国，比方说，吕氏之后的吕尚，即姜子牙建立了齐国。当然，这样的国家应该是诸侯国了，或者说，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的后裔在周朝受封的诸侯国，而不是宽泛意义的方国了。杨向奎先生的《论“以方以国”》一文对此作了系统的考证，认为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在向南迁徙过程中及迁徙后，确实建立了一些方国，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申、吕、齐、许诸国。“申吕文化即属于炎帝一支，炎帝姜姓，申吕是其后裔。”“申先楚后而王，本为一族，疆界相接，后申衰而楚继之称王，逐渐申楚为一，而申在政治、文化上实为楚之核心。”这四个方国中的申、吕均在今河南西南部，许在河南许昌，只有齐在今山东省，处在北方地区。这个问题的厘证给我们的暗示是：方国的建立，有可能扩大到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联盟的范围，即这些方国也可能对外打着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这个旗号，他们的首领也以炎帝神农氏自称。
第三、南迁的部族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的本系还是支系？这实际上牵涉到了榆罔和湖南、潞水的关系这个细节问题了。文献资料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只能联系某些资料及炎帝神农氏在南方的遗迹、民间传说来作一些推测。《水经·漻水注》记载的这个遗址和传说与陕西歧山姜城堡神农庙和九圣泉的遗址和传说相同。这说明湖北省随县历乡的神农诞生地，应该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之后一个袭称炎帝神农氏的后裔的诞生地，因为同一个人不可能在两个地方诞生。有专家考证后认为，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途中，炎帝神农氏的臣属重黎（即祝融氏）曾定居于今河南滑县东的北楚丘一带，其后裔又徙居湖北、湖南，今湖南炎帝陵（即炎帝县的炎帝陵）安葬的很可能就是其中一支部族的首领。这就是说，这个部族南迁的，既有部族的本系，又有部族的支系，乃至于臣属的方国部众。
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历时悠久，部众庞大，工程繁浩，当他们最终迁徙到湖南境内的时候，要问它的领导人是谁，特别是作为这个庞大、复杂的部族的唯一共主的首领是谁，这实在是不可能可以得知的事情。《史略循蜚记》所载及民间传说记载说是一个叫榆罔的人到了潞水，这个具体到了某一个人的说法，应该可以断定是不确切的。榆罔这个名称，似乎以笼统的“炎帝神农氏的后裔及其部众”来代替更为准确一些。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的南迁，不可能确切说是由哪一个人领导的，由哪一支哪一派参与的部族迁徙。但是，可以肯定，这是以炎帝神农氏为载体、以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文化为代表的史前南北文化交融史。
现在应该“言归正传”，说一说炎帝神农氏与潞水的关系了。但还得说两句题外话，算作一份“申明”，这实际上还是我在前面说的、必须交代清楚的一个问题：炎帝神农氏与潞水的关系，应该首先置于炎帝神农氏与历史上的茶陵（即古茶陵地区，包括现在的炎陵县在内）的关系这个大背景中来谈。
关于炎帝神农氏与历史上的茶陵的关系，在文献资料记载及民间传说中都是有据可依的事情。
罗泌的《路史﹒后记》云：“炎帝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明一统志》云：“古炎帝陵在县西三十里。”《茶陵州志》载：“炎帝葬茶流传已久，自宋置酃县，炎陵在望也。”至于前面所引的《酃县志》的记载，更是把文献资料与民间传说合而为一了，并且，它还把《明一统志》的记载具体化了：现在的潞水镇的确“在县西三十里”这个位置（应该是讲潞水镇通往县城的古道）。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信息：罗泌的记载告诉我们，茶陵因炎帝陵而得名。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两个问题：“茶乡之尾”在哪里？“茶乡之尾”的炎帝陵与炎陵县的炎帝陵是不是同一个炎帝神农氏的陵墓？
茶水是今茶陵县境内洣水的两大支流之一，发源于今秩堂乡景阳山，即《茶陵州志》（清嘉庆版）所说的“茶山”。茶水流经高陇纳岩水、芝水、白水，经火田合芙水、贝水，经腰陂汇潞水、尧水，由此向南经洣江到旧县城北门归入洣水。地理区域上的茶乡因茶水而得名，指的是茶水流域，大致包括今天的秩堂（含小田）、高陇（含湘东）、八团、火田、腰陂、潞水、思聪、洣江等乡镇。这是广义的茶乡。早在五代时期，今秩堂乡毗塘村龙头境内的茶水左岸就建有龙王庙，当地人称之为茶江里庙。据此，茶江里庙周边地区的今高陇镇龙集、光泉两村及秩堂（含小田）乡，又合称茶乡。这是狭义的茶乡。因此，直到现在，像潞水镇这些地方的许多老人还称八团、火田、高陇（含湘东）、秩堂（含小田）为“茶乡”，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三八区”。在今秩堂（含小田）乡的合户村中和堂还能看到岳飞的题词石碑（文字为“墨庄”），碑文后的跋中有“茶乡”之名。另外，在狭义的茶乡地区，自古至民国期间，道士刊布的文书和口头文词中，均有“长沙府茶陵州茶江乡”的文字。这些都可以说是狭义的茶乡存在的证据。明洪武二年，今茶陵县分为西阳、睦亲、茶陵、衷鹄四个乡，其中的茶陵乡又简称茶乡。这是行政区划意义上的茶乡，这个“茶乡”大抵上与我们现在所说的三八区（火田镇芙江以下属睦亲乡。睦亲乡又写作“睦乡”）一致。
在汉语词典中，“尾”原本指动物的尾巴，比喻事物的末端，或者主要部分以外的部分。现在的潞水镇（潞水方言区）自宋代以来一直属于睦亲乡之永居里，至清代顺治十二年，改里为都，潞水镇（潞水方言区）又属睦亲乡的上十一都。道、佛两教的冥司文书以及民间安梁文书中，均有“长沙府茶陵州睦乡”这样的文字，“睦乡”即睦亲乡。在地理位置上，它属于广义的茶乡，而又与狭义的茶乡有一定的距离之隔：中间有腰陂、火田这两个地区，属于茶乡这个地区的边远地区，或者说，不是茶乡的主要部分，称之为“茶乡之尾”是比较合适的。这个说法也与《明一统志》的记载一致。这就是说，在文献资料记载和民间传说中，“茶乡之尾”指的完全有可能是潞水。
《湖南通志》载：“古迹曰陵墓，茶乡之墟，苍梧之野，古帝弓剑之所藏也。国家有大典，遣官祭告。”如果这个记载所说的“古帝弓剑之所藏也”的陵墓就是《明一统志》所载的古炎帝陵的话，这就暗示潞水的炎帝陵可能只是一处象征意义上的陵墓，就如同后世所说的衣冠冢。把这个推定与《酃县志》记载的资料联系起来看，这就有可能是：潞水和炎陵县两个炎帝陵安葬的是同一个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首领，前者是一座衣冠冢，后者是一座实质意义上的陵墓。正因为前者是一座衣冠冢，所以它逐渐被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的后人忽略，乃至遗忘了，祭祀渐少，乃至于无。因此，后世也就只祭炎帝陵而不礼祀这个衣冠冢了。
《茶陵州志》又载：“炎帝葬茶流传已久，自宋置酃县，炎陵在望也。”这个记载似乎又否定了上述推定，即所谓炎帝陵指的是鹿原坡的炎帝陵墓。罗苹注《路史》时更是言之凿凿的说：“今陵山尚存二百余坟，盖妃后亲宗子属在焉。”如果排除前面的推定，这样的记载就更使人难得其详了。
《宋史·地理志》载：南宋绍定年间，茶陵县隶属湖南制置使衡州衡阳郡，境内分为西阳、睦亲、茶陵、衷鹄、康乐、霞阳、常平七个乡和永安、茶陵、霞阳、船厂四个镇。清代《衡州府志》记载，南宋宁宗嘉定四年平定“黑风峒寇”罗世传之后，湖南安抚使曹彦约认为茶陵军辖区过大，地里辽远，难于管辖，建议增置郡邑，以便于控制。于是，这一年，析出康乐、霞阳、常平三个乡设置酃县，但酃县仍属茶陵军管辖。最早的《茶陵州志》修于明代嘉靖四年，《茶陵州志》记载的是 “现时意义”上的炎帝陵而不是传说中的炎帝陵，即潞水的古炎帝陵，这种可能性比较大。这就是说，两种县志的记载和民间传说并不矛盾，前面这个推定仍然是有可能成立的事情。也可以理解为两个地方的炎帝陵安葬的并非同一个人，两者可能同为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湖南境内的后裔，他们都沿袭炎帝神农氏这个称号而为各自分支的首领。
那么，断言潞水境内有炎帝陵及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的后裔有何其它证据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如同问炎帝神农氏这些后裔的去向一样，实在是无从稽考的事情。远古杳杳，古迹湮灭，叩苍天无语，问大地无声，实在是一个不可能找出确凿证据的事情。我们只能从民间传说和民间风俗习惯中捕捉历史的踪迹，以期获知映证的信息及现在与过去相遇的吻合点。
据《湖南通志》记载，今潞水镇的农元村有个叫“神堂湾”的地方，相传炎帝神农氏曾徙居在这里，并常常翻越露岭尝草采药。农元村与这个地名有关的村庄就是“神背”，在这里，有一座保存完好的神农殿。这座神农殿建于清代光绪年间。据当地老人解释，神背一名的由来有两说：一是从前村庄的主体部分在壇官庙之后，二是村庄的主体部分在神农殿之后。处于某一人一物后面，在潞水方言中就是“在某人某物的后背”。这种解释大约是可信的。尽管这个解释没有直接涉及到炎帝神农氏，但还是与此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内容后面再说），《湖南通志》记载的似乎是言之有信的。另外，与神背比邻的大台村有一个叫“神堂”的地方。但这个地名似乎是确有所指的一口水塘，据一些人解释，这口水塘大而且深，经年不竭，如有神助。按这个解释，神堂这个地方似乎与神堂湾及炎帝神农氏无关了。
今农元村的大陇组（即所谓“大陇坳上”）与神背比邻。相传炎帝神农氏经常在这里采药，也在这里传授农耕技术，还在这里发明了米筛这种粮食加工工具。当地百姓感恩不尽，便把炎帝神农氏发明米筛的事迹刻在潞溪岸边一个深潭的岩壁上。这个潭就叫米筛潭。至今，米筛形象依然清晰可见。又有传说，炎帝神农氏教授农耕技术的地方就在现在的神背，百姓们为感谢炎帝神农氏的这份恩情，就把这里叫做“神背”。
事实上，神堂、神背、大陇这三个地方彼此紧邻，是一个相连一体的区域。《湖南通志》所说的神堂湾，大概是指这个区域。
在潞水清水方言区的龙溪村有一个叫“药塘”的地方。药塘指的是一口水塘，相传炎帝神农氏常在这里洗药，因此就叫“药塘”。这个地名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明末清初的一个儒生以方言中的同音字“郁”代替“药”字，将它改名为“郁塘”，但是，在方言中，这个地方地名的读音仍然与“药塘”一致。
潞水镇的狮子岩，相传为炎帝神农氏的狮毛犬晚年休养的地方。至于天子山（即天堂山）上的天子坑遗址，则前面已经讲到，这里不再重复。这些遗址遗迹可以看作是炎帝神农氏曾经在潞水活动乃至生活过的痕迹。
与潞水的腰陂镇，有一个地方叫太子坑，潞水方言称之为“坛子坑”。相传为炎帝神农氏的太子安葬处。另外，露岭南侧的虎锯镇茶涧兔子冲，还有一个叫太子坟的土堆。相传为炎帝神农氏的太子炎居在这里打猎，无意之中，从兔子受伤自救的举动中发现了一种金创药。为了找到这种金创药，炎居冻饿而死。死后，蚂蚁衔土为坟，所以称之为“太子坟”，又叫“蚂蚁坟”、“天子坟”。这些可以说是炎帝神农氏在露岭周边地区活动的遗迹。如果把视线再放宽一点的话，在古茶陵（包括今炎陵县）的其它地区，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遗址遗迹以及传说。
下面要讲述的可能是古茶陵这个大背景下，为古茶陵地区所共有的现象。
一是境内的药农，虽然师承关系不同，执有的仪轨和禁忌不同，但有两点似乎是相同的：近乎咒语而颇有神秘意味的封山、禁山或藏山的默念口诀中提到的历代本草祖师中，必有“神农”的名讳；采药时讳称镰刀、锄头这两种工具，而把前者称为“鹰”，后者称为“鹿”（或“雷公”），并且特别忌讳有亵渎它们的言行。这似乎与传说中作为医药文化开山鼻祖的炎帝神农氏有鹰、鹿两位母亲有关联。
二是境内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还盛行一种叫“踩田”的古老耕作技术，即在禾苗下田扎稳了根将要长出侧根的时候，人一手拄棍，一手配合身体协调摆动，双脚交替在禾苗根部附近来回划动，目的是划断侧根，好让主根深入泥土吸收养分（也有改为弯腰，用双手划动的，潞水方言称之为“抓田”）。据说，这种耕作技术最初是迁葬炎帝神农氏时无意“发明”的：抬灵柩的人被允许直接从禾田间路过，踩塌过的禾苗不仅没有死去，相反，长势良好，结实较多。后来，人们受到启示，就发明了“踩田”、“抓田”技术。还有一种叫做“薰草皮”的农耕技术，就是将草连同泥土挖来，经火薰烧后作为肥料入田。这被认为是炎帝神农氏引导原始先民烧畲垦荒的遗留。三是境内有“吃新”的习俗。茶陵地区的仪式是第一碗饭敬神灵，以感谢神灵赐予五谷种子。这样的神灵实际上就是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炎陵县地区的仪式是第一碗饭盛给狗吃。传说，最初的几粒水稻种子是炎帝神农氏的狮毛犬无意从天宫带来的。这个仪式有不忘狮毛犬给人间带来稻谷种子的感恩意义。四是境内迄止民国时期为止，民间为禳灾祛疫而举办的“做盂兰”，衣匠的众多纸扎中必有炎帝神农氏的纸扎神像，形象是头顶双角，手执禾蕙，名字就叫“神农皇帝制米谷”。
上述仪轨和农耕技术，以及民间习俗，都可以认为是古茶陵地区为纪念作为医药文化、农耕文化祖先的炎帝神农氏而保留下来的遗俗。我们还可以找到反映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曾经在古茶陵地区生产劳动和繁衍生活的文化意义上的遗存。
考察炎陵县和潞水镇的民间传说，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两个地方都流传着一个“井水变酒卖”的故事。这两个故事的发生地点不同，主人公却都是先穷后富再穷的酒家，并且都有贪心的特点，他们的姓名、性别不同，但炎帝神农氏这个主角相同，故事情节也大同小异，但又有彼此移接的痕迹。这个传说似乎也可以映证炎帝神农氏的活动轨迹。
最有意思的一个文化遗存就是古茶陵地区和安仁地区的壇官和壇官庙。茶陵人称它们为“石公老爷”、“石公老爷庙”。在民间，壇官是一种凶恶而且好作祟的神灵。一般的，田间地头，或者山间溪头，有一棵高大的樟树，树下有一块大而且有点恐怖的石头，前面有焚香的痕迹，或者还有矮小的房子，这就是壇官庙。关于壇官使恶作祟害人的传闻，从古到今，在潞水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多得无法统计。古茶陵和安仁地区多壇官庙，这在湖南乃至我国南方地区似乎是独一无二的现象。据传说，壇官就是安葬炎帝神农氏时守灵护丧的大小护坛人员。当初，安葬炎帝神农氏后，天帝把护丧有功的人员一一分封为各路神仙，惟独忘了封赏大小护坛人员。问题反映出来以后，天帝没办法再给他们什么封赏了，只好无可奈何的叫他们“随遇而安”，自己随意找个地方去当快活神仙。但这些人听错了：有人以为是到安仁去安身，有人以为是到有树的地方去安身。于是，在安仁和古茶陵地区的田间、地头、村庄、山间，有大樟树和大石头的地方，往往能看到大大小小的壇官庙。这个颇有人性化的传说和神灵的存在，与炎帝神农氏首葬潞水不吉而改葬鹿原坡的传说，可以互为映证，更有近乎“信史”的意义。
赵世超先生说：“我个人只承认炎帝文化的南迁，不承认炎帝族和炎帝本人从陕西迁到河南，最后又迁到湖南，葬在湖南。”
透过文献资料和遗址遗迹，以及民间风俗习惯和传说来探讨炎帝神农氏和潞水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将这一传说时代的历史人物及其氏族部落的活动，置于南北文化交融史的大背景下的一次历史搜寻和梳理。
炎帝神农氏和潞水有什么关系？
炎帝神农氏及其氏族部落与中国古南方地区有什么关系？
我们说炎帝神农氏，炎帝神农氏的氏族部落，这只是一个区域文化的代表和载体。这个代表和载体表证和承载的是古老的华夏大地，南北区域文化交融发展的文化密码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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