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活在各种符号建构的意义世界，符号观念与符号思想中西古今皆有之。西方如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症候符号思想，亚里士多德的语言逻辑符号思想等。东方如古印度的因明学亦包含丰富的符号思想。中国自先秦时代，先哲用符号系统建构了华夏民族的意义世界。
中国符号学传统的建构实际上是一个对话过程。符号学先驱皮尔斯曾指出：“思想其实是用对话形式展开的，而对话性本质上是由符号组成的。”从人类文化传承和传播的角度来看，东西方符号学思想在历史上不断交流融合，符号学思想对化解当今世界的文化冲突也具有启示意义。
中华文明孕育丰富符号思想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孕育了深厚的符号学思想资源。中国先民在仰观俯察的生活实践中创制了《周易》这一包蕴万有的符号系统，在类比推理中创造了“五行”这一无所不包的符号解释系统，然而这些还仅是自发的符号运用，真正对符号系统进行卓有成效的思考并进入“符号学”阶段则是在春秋战国的大变局时代。
因此，尽管我们说符号活动与人类社会相伴始终，但对符号与意义关系进行思考的历史却并没有人类自己运用符号进行意义交流与传播那么悠久。严格说来，是轴心时代的智者开启了有关礼制符号系统与其功能的思辨之门，如西方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的老子、孔子等。伴随着春秋以降的史家及儒家学者对礼制的思考，礼学兴起，中国的先民才转入到符号学的自觉阶段。
现代符号学重心移向中国
中文的“符号学”学科概念出自赵元任1926年的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的文章中。据四川大学赵毅衡教授考证，赵元任是独立于索绪尔及皮尔斯提出这门学科的，是中文符号学的独立提出者。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在赵元任之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文化热的兴起，符号学在中国学界才开始重新受到关注，并迅速发展，在语言学、人类学、文学、哲学诸领域全面展开。从本世纪中国符号学二十多年的发展来看，中国已然成为国际符号学研究的重镇，德国学者罗兰·波斯纳（Roland Posner）指出中国将成为世界符号学研究的“power house”（译为“重镇”），英国学者保罗·科布利（Paul Cobley）也指出“符号学重心移向中国”。
东西方符号思想在交流中互鉴
语言学曾是古印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印度语言中，梵语又占据着主导地位。十八世纪末梵语及其语法体系传入欧洲后，近代比较语言学由此兴起，沾溉了包括索绪尔在内的大批语言学家。皮尔斯和索绪尔具是现代符号学的开创者，可见他们的符号学思想皆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
现代中国的符号学研究也是在中西文化交流融合下产生的。中国学界对符号学的研究始于语言学界对西方符号学理论的译介和研究，特别是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论，在中国影响很大。本世纪以来，中国学界更加注重中西符号学的互视互释，注意立足中国特色的文化语境，理论上兼收并蓄，逐渐开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符号学研究之路。
符号学思想对当今文明对话有启示意义
人类创建的文化世界，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实际上都是由符号建构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其形式而言就是其生活方式、表意模式的总和，这种形式体现了其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和民族性格由其特有的文化形塑而来，而民族之文化又由其符号机制和思维方式决定，如中华民族的意象思维模式，注重整体性、共时性，多维透视等。这样深度透视一个民族的符号学思想，就可以从根本上把握其思维规律与文化特征，更有利于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
当今符号学的深度发展与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传媒的高速发展与变革密切相关，当代文化更是以数字技术为动力的高度符号化文化。数字化空间是人类迄今为止编织的最大符号之网，人类在数字化空间里，基本上告别了物质世界而抵达符号世界，数字化生存的人类不是寄寓在物质空间，而是以数字编码为主的符号空间，数字化符号编码越是发达，人类社会离现实物质空间就越遥远。
元宇宙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数字化、符号化过程，随着元宇宙的发展，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高度符号化生存的世界，这将是一个更高维度的现实和虚拟互动互融的世界，探索人类社会的未来生存发展之道，符号学也将贡献其特有的学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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